经济增速放缓加剧煤炭供大于求的矛盾，造成煤价不断下跌的现状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我国煤炭成本高企的原因是什么，成本又高在何处？小编为您作简要梳理。

 

 

　　我国的煤炭资源以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储量最多，而用煤大户则集中在东南沿海煤炭市场。煤炭产销的地理分布情况，造成了我国煤炭“北煤南下”、“西煤东运”的运输格局。如此“长距离、多周转”的物流现况，使得煤炭物流总成本约占终端消费价格的40%，比例相当高。按照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量约35亿吨、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年均价为523元/吨计算，我国的煤炭物流成本达7322亿元，高居煤炭成本之首。

 

　　铁路运输是煤炭运输的主要方式。2015年2月1日起，国家铁路货物统一运价率平均每吨公里提高1分钱，即由14.51分钱提高到15.51分钱，并作为基准价，允许上浮不超过10%，下浮仍不限。在上述浮动范围内，铁路运输企业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具体运价水平。铁路运费的上调，使身处水深火热中的煤企承受更大的压力。

 

　　有业内人士分析测算，此次调整，大秦等北部铁路运煤通道，全线运煤成本增加6元/吨，内蒙地区通过北通道下水的煤炭成本最高或增加10元/吨。其余流向的煤炭，以山西为中心，山西至河北地区的吨煤运输成本或增加3-4元左右，流向山东地区吨煤或增加7-10元左右，销往河南等地区的煤炭吨煤运输成本或增加5-8元。因此，降低物流成本，成为煤炭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有资料显示，中国每1000公里的煤炭物流成本，相当于美国的10倍至15倍，这也意味着我国的煤炭物流成本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创新管理方式、完善煤炭行业供应链、推进煤炭物流信息化是煤炭物流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可以破解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不均、铁路系统运力不足的难题。

 

 

　　据统计，目前我国涉煤税费多达109项，其中包含21个税种和88种收费项目。税和费相比较，税收较为规范，费则从省到市、到县均可自行设置随意征收，甚至乡镇和煤企所在的村委会也能拿出向煤企要钱的依据。税费叠加、多头管理已成为普遍现象，名目繁多的税费就像一座座大山压在煤企身上，使其负重前行、难以喘息。

 

　　为了规范税费制度，减轻煤企负担，政府一直在努力。2014年12月1日起，中国煤炭资源税改革大幕拉开，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同时清理相关收费基金。内蒙古最高为9%，山西为8%，河北、河南、安徽等为2%。清费立税、不加重煤企税费负担，是此次改革的一大亮点。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改革效果一般，资源税的调节作用与改革前基本持平。而且，一些地区虽然实行了煤炭资源税改革，并确定了税率，但相关的收费基金并未得到有效清理。“费未清、税负增”的现状于煤企而言，煤炭终端销售成本不减反增，影响其价格竞争力。

 

　　近日，煤炭增值税税率有望由目前的17%下调至13%，成为热门话题。如果正式下调，可减轻煤炭企业部分负担。也有分析称，税率下调的出发点是为煤企减负，但可能会造成煤价进一步下跌的负面效应。税费负担过重已成为制约煤企盈利的重要因素，政府仍需进行深层次的税种改革，清理涉煤收费，让煤企轻装上阵，是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隐性成本”的存在已是业界公开的秘密，也很是令煤炭人无奈。我国煤炭“隐性成本”的绝大部分来自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的权力寻租。

 

　　这样的事例不知凡几。如铁路部门的计划外加价、货运车皮的点装费，都在无形中推高了煤炭的经营成本。港口城市建设费、铁路建设费等各种建设费用的摊派，也在助推煤炭成本的增加。各级政府号召的“自愿捐款”更是大幅抬高煤炭的生产成本，兴建办公楼、街道修饰、学校粉刷，甚至各级官员子女的入学赞助、出国留学等费用，都需要煤老板们积极地“自愿埋单”。如此种种也只是冰山一角，这些不胜枚举的“隐性成本”，都是促成我国煤炭高额成本的“帮凶”。

 

　　针对那些有着明文规定的税费，改革之路都异常艰难，更别说这些上不得台面的“隐性成本”，其清除治理之路堪比“蜀道之难”。

 

　　除了上文提到的主要影响因素外，还有我国煤炭资源赋存条件较差、埋藏较深、行业从业人员较多、煤矿管理人员普遍缺乏创新和生产成本管理知识等诸多问题存在，这些影响因子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我们煤炭的生产成本。

 

　　如前所述，物流、税费、隐性成本等因素叠加，灰色利益链环环相扣，要想降低煤炭成本实属不易之事。煤炭行业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路漫漫其修远兮，政府应为煤企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提高煤炭领域各环节的透明度；降低煤炭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加大清费立税的力度，取消一些附加在煤炭上的政策性收费，减轻煤企负担；加强煤炭领域的反腐工作，降低煤炭企业的隐性成本。煤企自身则应该加强生产管理并推行精细化管理，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开展节支降耗活动以降低固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