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五至七周里，疲软的经济数据、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以及希腊的重重债务危机，似乎都在时刻提醒着人们，美国乃至全球经济仍然深陷困境。对于中国股市来说，亦是阴霾密布，银行板块则更是利空不断，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2-3万亿可能违约的债务（路透社报道），银监会提高银行资本风险权重的新规，以及6月的高通胀和萎靡的工业生产等。在此背景下，银行板块的估值也应声回落到年初的水平。

银行业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此。我们观察到部分信贷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同时监管制度的变化、地下信贷市场的兴起、以及通胀曲线和加息等因素，都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心态和银行板块的表现。但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业的长期盈利可能取得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由于决策层将进一步简化相关规定，银行在中间业务的收入方面将稳步增长，这也是我们看好银行业长期发展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

中国对贷款额度的管控促进了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贷款担保及小额贷款公司等在内的其他融资渠道的发展。我们认为，在目前银行流动性收紧的背景之下，这些被归类于影子银行体系的融资工具满足了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及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新增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比重已由2003年的90%下降至2010年的53%。在我们看来，通过控制银行贷款增长目标和M2来控制市场流动性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行之有效。然而，为了更好的衡量货币供应量，中国政府的注意力可能由控制新增贷款目标向社会融资总量目标转移，这可能导致市场信贷供应量的减少。

由于潜在的不良贷款率上升风险（主要来自中小企业）以及6月起实施的日均存贷比考核所导致的激烈吸储竞争，合资银行可能对这一转变更加敏感。假定商业银行作为中间媒介参与的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均计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银行业需要3,030亿元融资来维持10.1%的核心资本率（截止2010年）。而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所有的影子银行贷款均被重组为银行资产，银行业将面临5,990亿元的潜在资金缺口。

我们认为影子银行对于金融系统的风险在于缺乏监管力度（拨备覆盖和低资本要求），以及参与者在未经衡量对手风险的情况下过分追求非正常回报，从而避开对银行借贷的严格控制向经济系统注入过剩的流动性。如果监管部门加强对影子信贷的管控，进而对社会融资总规模的增长进行更加有效的监测，我们相信，包括中小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借贷者将对进一步的信贷供应控制更加敏感。

　　地方政府债务的紧急救助

中国财政部关于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问题的内部讨论引起了市场的负面反应，因为可能有20%的损失需要由银行系统承担。根据我们的敏感度分析结果，如果有30%的地方政府贷款（3万亿元）以20%的折价剥离，中国银行业2011年度的税前利润将平均降低13%。而合资银行遭受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因为他们拥有的地方政府贷款敞口占资产组合的比重更高。

一些市场参与者将地方贷款的政府救助计划与1998年开始的银行业重组进行比较，列举出了由政策贷款引发的信贷高增长导致的资产质量问题，认为二者在这一方面存在相似性。但是在我们看来，今天的银行业总体资产质量明显好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根据银监会及一些公司数据，1998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39.3%，而2010年，所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仅为1.1%，而拨备覆盖率达到180%。

根据计算，在90年代末期，如果所有不良贷款均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国有银行可能已经产生负资产。1998年，银行业不良贷款对权益比率达到3.8倍。尽管中国政府在1998年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元，并在1999年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这一比率在2001年仍然保持在2.5倍的较高水平。目前（2010年），银行业不良贷款对权益比率仅为0.28倍。因此，即使我们所认为的最坏的情况发生，即现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14.4万亿）的30%转化为不良贷款，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对权益比率仍将保持在低于1倍的水平。

　　资本监管框架新规 ──由资产数量转向资产质量

银监会的资本监管框架新规提出了超过市场预期的资本风险权重调整方案。大部分人认为，银监会要求的最少一级资本充足率（8.5%）和整体资本充足率（10.5%）的标准已经比巴塞尔III更为严厉。我们认为，资本短缺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打击市场氛围，尤其是在2010年完成大量的增发新股的背景下。

有新闻报道称大银行和合资股份制银行表现欠佳，而人们通常认为，大银行对于政策条款风险更具有前瞻性，而且拥有多样化的贷款组合以及较低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未收回放款额，这显然与新闻报道是一种矛盾。我们认为，很多传统行业中的大量未收回放款额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仍坚持看好大型银行的原因在于，大型银行拥有足够坚实的资本基础和谨慎的风险管理手段。银行间资本风险权重调整则更易通过主动式资产负债管理进行吸收。如果调整是随着监管新规的出台而逐步实施，那么大型银行将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监管政策的方向，如此一来，对于银行的实际影响可谓微乎其微。

此外，资本监管框架新规更为透明化，融合了巴塞尔III，并与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相结合，这对于中国银行业长期发展无疑是利好的。